我认为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的变革，逐步解决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各地方政府之间，我国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体系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近50%）是地方标准财政收支的函数，相应地，经济发达地区的返还收入较高。

  现行财税体制在加强中央财力的同时，削弱了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二，不均等、不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扩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在我国全部的财政支出中，投入社保、教育的经费较少，过去10年，政府在社保上的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投入的3%，而美国为18%，欧洲更高。在家庭收入方面，1929年，最富有的3.6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总和大致等于年收入在1500美元以下的1100万个家庭总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就意味着中低收入者的实际税赋更重，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更高，其在普通消费品中消费得更多。

但由于收入分配在那个年代并不平衡，少数富有的人占有的国民收入的比例急剧上升，而下层劳动人民占有的比例则越来越少，而这一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实际上这一问题在各国不同发展阶段都不同程度出现过，例如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叫嚷多年的禁止甚至拆除，其实最终没有拆多少，反而近两年不少地方政府开始用小产权房来填补保障房建设的空白。

但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地租，却随着土改而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了，除了农业税以外，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比如，如果放开农房买卖，农民和城里人都会主动要求确权，因为农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卖多少平米，城里人也要担心买了之后隔壁邻居会不会找上门来。所以，现阶段来看，要加快推动的就是三件事情。时任成都常务副市长孙平得知后，一方面跟他们辩论，说服他们转变思路。

还有广东的三旧改造，其实也是探索给农村建设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比如，有些规划建城区（按照规划5年之内将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农地就不作确权。

一个是推动跨县（最好是跨省）土地流转，包括农地也包括宅基地。另一方面要求下级单位必须做好这件事情。耕地承包权的确权发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那种村社社会主义，要点是随人口变动不断重新分配土地。

农村土地改革已经一江春水向东流，谁也阻挡不住了。苏联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许还可以，但中国恰好相反，人多地少。这个日显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受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强烈的冲击。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确了，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自然会首先将流转放在第一位，这时候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强拿的阻力小一点，强拿就会占据主导，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也一定会上升，这个上升最终会让地方政府回到以确权为基础的这条路上来的，这是一盘怎么也走不出去的棋了。南方周末：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怎么来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是享有对土地的完整产权的，后来才变成土地归集体所有。

过去的经验还证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改革，这方面学者和你们媒体有不少事情可做。其次，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从小产权房到成都试点，到底哪一个会成为出口，谁也不能肯定，但这两个可能的出口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和制度动因是一样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发动过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义的发动过程，不能规定哪个先走哪个后来。中国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属于农民的土地如何变成属于集体？当前改革的关键点和动力机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将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同地同价同权，还是会因改革的某些变形而停滞？南方周末记者就以上问题专访关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让他们看到流转所能带来的增量利益后，再把确权放到前置条件里。这与国家工业化的目标紧密相关，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最初是给农民更多限制，比如规定每家每户的粮食和棉花生产指标，关闭集市贸易。

如果只是农民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住，根本不需要什么土地、房产证，养条狗不让生人进来就得了。前者把农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后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归国有。

既然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结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从根本上改造小农的个体所有制。既然是集体所有制，那么第一步先把决定权下放，由集体来决定，可以转让还是不可以，否则那个集体制，是空的、假的。

农民为什么会接受这种改变？因为他之前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不都是家里传下来的，也不是他自己买来的，而是通过政治运动（土改）分来的。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空余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都可以转让才对。

形象地讲，是生增死减在影响确权，进而影响农村土地的流转。过去通过产品统购统销、隔绝城乡人口流动等，国家实际上成为了集体所有制的控制者。但我国农村同时还实行村民自治制，当承包地分配发生问题时，可以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等到确权完成，大规模流转实现，在征地制度以外就能并列出现另外一套土地转让的路径，最后再来讨论如何并轨，实现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的平衡点，会在其中不断调整。南方周末：中国乡村有着自己的传统土壤，这样的背景下，突然生长出来的集体制对农村、对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演变？ 周其仁：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在家庭内部的土地诸子平分，这是传统带来的麻烦，小家庭内部诸子平分，导致谁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谁走了谁吃亏。

这一城乡二元的土地体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传统上以往任何时期都不曾做到的。这就造成房地分开，人为制造了纠纷和矛盾。

因此，阴差阳错学回了苏联的那一套，中国农村在事实上也成了村社，成员第一不准自由流动，不准进城，第二就是随着人口变动不断调整土地，不断重分土地。  谁也挡不住这场改革 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村庄农民，在这项改革的进程中缺一不可。

我们要相信中国的农民不笨，顶多只是比政府懂得晚了那么一点，最终农民总会明白确权、流转比以前的单一征地模式，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益。对改革中出现的不良苗头，永远保持及时的批评。在农村很多地方，生一个孩子，就要改变现有的承包关系，给这个孩子分一块承包地。但是，什么也不动，保守疗法，事实上也保不住。

当年安徽小岗村能做成包产到户，那些干部也不是什么天生的改革派，也是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几本经凑到一起才念出一份改革经的。农民有可能嫌确权麻烦不予配合，这一点不用担心。

我比较相信形势比人强，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终究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这是很确定的。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义？ 周其仁：从逻辑上来讲，确权是基础和前提。

  从无法律禁止城里人买农民房 为什么农民种的白菜能卖给城里人，农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卖？它们一样都是农民的财产。王小乔/采 进入专题： 土地革命 。